2008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关头，中美联手共同抗击，表现出美国建制派对中国的信任。但2018年，特朗普发难于中国，贸易自由主义遭遇至暗时刻，经济全球化大退潮。

这十年，中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美中贸易战，中国精英阶层出现了集体误判。最开始认为特朗普不敢也不会这么做，毕竟在全球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间大打贸易战，必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然而，当特朗普真这么干时，中国社会一片愕然。

或许，中国精英高估了中国之于美国的价值，也印证了一个经济学理论：国家实力取决于进口而非出口。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今天遇到的国际挑战，实际上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过去这十年，中国忽视了这场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乃至对全球化局势的改变。

这场危机爆发至今不过十余年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进程。

这场经济危机导致欧美世界民粹主义泛起，传统政客势力大受削弱。

金融危机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美国底层民众控诉财政部拿着纳税人的钱，救济贪得无厌的华尔街大佬，控诉美联储为这些引发金融危机的金融机构兜底，控诉联邦政府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而无视美国制造业凋零、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以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界、社会精英，对这场经济危机以及全球化问题做了深刻反思。美国人将这场经济危机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建制派、传统政客、社会精英、金融大佬。

实际上，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联邦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使华尔街赚得钵满盆满，而“铁锈地带”则芳草萋萋、工厂凋零。于是，联邦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提出再造美国梦的计划，让美国人人有房子住。

这个时候，传统政客、美联储、华尔街再次默契配合：先是美联储大幅度下调利率，释放流动性支持民众贷款；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则大量发放次级贷款，让底层民众买房；同时，联邦政府站出来做隐性担保。

联邦旗下的房地美、房利美两家全美最大的住房贷款抵押公司，负责收购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然后打包到金融市场上销售。如果一旦发生危机，美联储又为这些金融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

但是，房地产和经济过热引起了美联储的警惕，出于对通胀目标负责，美联储于2005年开始加息，一些次级贷款逐渐违约，到了2007年次级贷款崩盘，雷曼兄弟面临破产。

“眼看它平地起高楼，眼看它大厦一夜倾”，危难关头，雷曼找到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做东，请来了高盛、花旗等华尔街大佬，希望后者给予救助。大佬们考虑对冲基金利益而选择放弃，最终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危机爆发。

在美国精英们看来，全球化下经济结构失衡是经济危机产生及美国社会矛盾的根源。这种不平衡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凋零与华尔街的暴富，并让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但是，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自从1980年代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强势加息，打造强势美元之后，美国借“里根大循环”重新找到了一种领导全球化的方式，即一种强美元、强金融、强科技的全球化游戏规则，即金融资本主义。

这是一种资本账户获利丰厚、经常账户不断恶化的失衡模式。在这种规则之下，美国的金融企业、科技企业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建制派、传统政客也是乐见其成。

中国成为美国的工厂，为他们输送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中国赚取大量外汇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将美元输送回美国，美国金融界和商业界享受着廉价美元的便利在全球投资获利。

如此，中国制造正好与美国建制派、金融界、商业界形成利益互补，构成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大循环。但是，在这一大循环中，美国的制造业以及底层民众则遭遇不幸。

所以，经济结构失衡一旦触发了社会矛盾的阈值，美国社会就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扭转这一局面。

美国选民开始把票投给跟过去不一样的总统，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趁机上台。但是，选民没想到奥巴马也是一位传统政客。

到了2016年，美国民众忍无可忍，彻底抛弃了传统政客希拉里，支持了最不像总统的特朗普逆袭上位。特朗普现象实际上是全球经济自由主义与美国民主政治之间冲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