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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全球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资讯类型:热点关注  /  发布时间:2019-10-10  /  浏览:3045 次  /  
    中秋过后,迎来国庆,2019年只剩四分之一不足。这一年:

    美联储结束了这轮紧缩周期,主动开启降息闸门,欧洲、日本及新兴国家跟进,全球货币宽松大潮再起,人类进入负利率时代,国际机构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全球明斯基时间貌似渐行渐近。
    中美之间打打停停,从贸易战到汇率战、金融战,中国友好的国际环境一去难复返,中美关系犹如吵过第一次架的情侣,难再叙初情。
    宏观经济进入稳杠杆,作为备受关注的基建大年,负债率再度上升的预期增加。央行纵然使出十八般武艺搞“滴灌”,但货币传导机制和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房地产这匹狂奔的野马终于有了中场休息的苗头,在美中贸易战、土地财政、高负债率及社会边际风险的围困下,这匹野马犹如“困兽”,进退失据、骑虎难下。
    科技创新,是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但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不利的国际局势,正在挤压科技企业的生存空间。
    长期康波衰退、中期朱格拉见顶、超级债务周期衰退,三大周期共振形成跌宕险峻之势。在美中贸易战的大扰动中,中国上演了一场供给侧空间与明斯基时间之间的惊险对决。
    2019年,周期性叠加、不确定性扰动与边际递减性累积层层嵌套、复杂叠加,共同构筑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可以预计,美中贸易战、全球债务问题、美国金融周期顶部、经济高杠杆、楼市高泡沫、制造业高成本将成为影响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六大“灰犀牛”。
    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失控、欧洲分裂加剧以及中国货币、汇率、债务可能成为六只“黑天鹅”。
    在全球明斯基时间、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构与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三方纠缠中,新秩序建设联盟或反危机联盟在大国博弈中诞生,都将掀起百年历史大脉冲。

    2019年,中国正在临近新旧时代演进、内外激流碰撞的巨大历史漩涡。在“大变局”中,文明冲突、大国交锋、秩序重构与经济转型,考验着施政者的智慧与勇气。

    01

    1978-2018 | 紫气东来

    我们并不希望看到中国或者全球经济成为野生动物园。不过,为什么如此之多“犀牛”和“天鹅”会在这时相聚于此?过去40年,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忽视了什么?

    从1978到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四十年的“小幸运”。这四十年里,有位老人陪伴了我们将近二十载。每当中国走到历史关口时,有位爱打壳牌的老人都能够号准脉、选对路。举重若轻的背后彰显着这位政治伟人的睿智与务实。
    如今回首四十载之路似乎理所应当,四十年的持续高增长似乎是按下水里的瓢,松开手后引发的报复性反弹。但是,“古今尘世知多少,沧海桑田几变迁”,其中有多少必然,又有多少幸运,又有谁人知。
    1978年老人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1981年里根入主美国白宫。

    历史有时就像憋大招,在中国历经十年动乱、美国遭遇十年滞胀后,这三位伟人终于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风云际会,一场全球化的新试验大幕拉开;紫气东来,中国成为了其中的幸运儿。


    里根与沃克尔联手生擒了困扰美国十余载的通胀“老虎”和失业“老妖”;“铁娘子”力主改革治好了“英国病”;日德乘势而起,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美英日德四国劲风吹大野,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三股浪潮迭起,欧洲快速走向一体化,拉美、亚洲国家趁机开放、中流击水,跨国公司乘势崛起、担当大任。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仅二战后和1980年代出现如此国际良机。前一次成就了日本和德国,而后一次,中国顺势而为,打开国门,拥抱世界。
    在美苏博弈的历史大峡谷中,这股东方文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交汇,开始分享全球化浪潮的红利。
    1980年代,对于改革开放之路,决策层还有一些分歧,但民间已经神采飞扬、欢欣鼓舞。中华大地上行走的商贩、民间的作坊工厂、市场里的夫妻店以及叫卖的吆喝声,本质上是国人的求生欲与自由欲爆发的动力。
    同时,受财政包干的激励,地方政府竞相招商引资,港商北归投资,“三来一补”兴起。后来,张五常先生将此概括为县际竞争模式。
    不过,1990年代初,国际局势骤变。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美国独孤求败,开始重新评估中美关系。而国内价格闯关失败,物价高涨,经济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失控。
    当时,人心浮动、人潮涌动,中国走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关乎国运的十字路口。回顾此事,与之相比,今日中国之难题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当时之中国,最大的优势莫过于没有退路,没有家底,没有顾虑。
    1992年,老人南巡。这位平时不爱说话的老人,却一路唠唠叨叨说了不少“狠话”。“国如棋子,落子无悔”,南巡赋能市场经济,“下海潮”和“外资潮”紧随其后。从此,大潮起珠江!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奋斗是源自求生欲,那么九十年代则更多来自市场的理性抉择。
    在这股下海潮中,不少人放弃了“铁饭碗”,成就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从保守到冒险,从犹豫到拥抱,公平竞争、互利协作、自由交换等市场价值观开始注入了这个正在开放的国家。
    与此同时,外资继港资之后掀起了第二波投资潮,麦当劳、沃尔玛、通用汽车、西门子正式进入中国。美国商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忍不住叩开中国的大门,一窥究竟、一试方休。
    不过,纵观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并非顺风顺水,甚至是暗流涌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高层对中国的策略一直争论不休、论而未决。
    1995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辩论最终并没有明确的结果。克林顿政府的做法是一步步试探中国,以至于后来接连发生了南海等事件。
    不过,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实用而有效,也赢得了美国精英的信任。于是,美国的建制派、商业界、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给中国时间,中国必然会拥抱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就这样,中美关系度过了微妙的九十年代。
    但最严峻的挑战还是来自国内经济。首当其冲的是国企大规模亏损,银行坏账率极高。此时国企改革已经试过了“扩权让利”、“一包就灵”等办法,但是依然严重亏损,同时风险已外溢银行系统。当时中央财政非常吃紧,中央不得不两次向财政盈余的广东借钱。
    另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整个亚太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都遭遇冲击。所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局面是:对外开放,环境微妙;对内改革,迫在眉睫。


    所幸的是,当时朱总果敢、刚毅,大刀阔斧地改革,拔矢啖睛、刮骨疗毒。
    他在任时推动国企股份制改革,剥离国有企业、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推动国企上市融资,化解债务风险,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推动分税制改革,改变财政强枝弱干的局面;推动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同时,朱总牢牢控制银根不松动,避免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失控。最终力挽狂澜,中国经济顶住了内外交困的压力,迎来了新世纪。
    进入21世纪,中美两国可能依然会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但是,2001年发生了恐袭事件,此事件竟然给中国神助攻,大大改善了中美关系。
    当时朱总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力排众议答应了入世谈判的最后一些条款。时任入世谈判首席代表的龙先生都对朱总的果敢感到惊讶。在恐袭事件发生仅三个月后,中国顺利地加入了WTO。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15年漫长而焦灼的谈判。
    在美国国内,小布什政府同意中国入世这一决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当时克林顿和小布什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政治资源和力量才促成了此事。
    政治上最终的决定是,对中国采取所谓的二元策略,增加接触又在亚洲对中国进行一定的遏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经济上两国的贸易、投资出现井喷式增长如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加入WTO仍旧耿耿于怀,他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当时犯下的错误。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可谓国运昌隆、山河日新。此后七年,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辉煌期,也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期。
    此时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国是美国的工厂,美国是中国的市场。中国以输出廉价商品的方式,参与这波国际产业分工大转移当中,成为经济全球化中重要的一环。
    这是经济学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经典案例。
    然而,繁花落尽,太阳底下无新事,就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最火热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这波金融海啸重创各国经济,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出口贸易立即断崖式下跌到负数。
    中国、美国等主要国家经过协商后决定联手救市,启动逆周期调节。
    论救市中国是认真的,央行推出四万亿救市资金,商业银行加足杠杆、释放大规模信贷,各地投融资平台火速上线,4G提前上马,全国高铁、各地地铁建设大提速。
    而在这场危机的重灾区美国,美联储也推出量化宽松,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只是同是货币扩张,中国经济杠杆率大幅度上升,而美国商业银行系统逆向选择而“雪藏”资金,致使美国经济快速去杠杆。
    2008年之后这十年,是中国经济膨胀的十年,也是金融化的十年。
    中国忙于印钞票、办贷款、卖土地、炒房子、建高铁,经济杠杆率急剧增加,家庭负债率飙升,金融风险和资产泡沫快速放大。在这场资本盛宴的狂欢中,我们似乎忘却了惊恐与悲伤,民族心态中散发出与日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类似的味道,只是配方不同。
    实际上,这场经济危机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而去,它犹如灰犀牛般潜伏着货币大潮之下,而且还吸引了一些黑天鹅。
    2016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转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开启双紧缩,金融监管和财政整顿席卷而来,去杠杆、紧信贷逐渐给经济挤泡沫、降风险。宏观经济开始换档下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经济结构性在阵痛中艰难转型。
    此时,美国经历暴风骤雨般去杠杆后,经济率先复苏,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新兴国家货币风声鹤唳。受美元升值的虹吸效应以及特朗普减税的边际效应,美国经济强劲,就业充分。

    如此,中美两国遭遇经济周期背离性冲突。在这个最艰难的关键时期,美国战略性地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犹如击中了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02

    2019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08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关头,中美联手共同抗击,表现出美国建制派对中国的信任。但2018年,特朗普发难于中国,贸易自由主义遭遇至暗时刻,经济全球化大退潮。

    这十年,中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美中贸易战,中国精英阶层出现了集体误判。最开始认为特朗普不敢也不会这么做,毕竟在全球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间大打贸易战,必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然而,当特朗普真这么干时,中国社会一片愕然。

    或许,中国精英高估了中国之于美国的价值,也印证了一个经济学理论:国家实力取决于进口而非出口。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今天遇到的国际挑战实际上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过去这十年,中国忽视了这场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乃至对全球化局势的改变。

    这场危机爆发至今不过十余年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进程。


    这场经济危机导致欧美世界民粹主义泛起,传统政客势力大受削弱。

    金融危机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美国底层民众控诉财政部拿着纳税人的钱,救济贪得无厌的华尔街大佬,控诉美联储为这些引发金融危机的金融机构兜底,控诉联邦政府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而无视美国制造业凋零、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以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界、社会精英,对这场经济危机以及全球化问题做了深刻反思。美国人将这场经济危机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建制派、传统政客、社会精英、金融大佬。

    实际上,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联邦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使华尔街赚得钵满盆满,而“铁锈地带”则芳草萋萋、工厂凋零。于是,联邦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提出再造美国梦的计划,让美国人人有房子住。

    这个时候,传统政客、美联储、华尔街再次默契配合:先是美联储大幅度下调利率,释放流动性支持民众贷款;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则大量发放次级贷款,让底层民众买房;同时,联邦政府站出来做隐性担保。

    联邦旗下的房地美、房利美两家全美最大的住房贷款抵押公司,负责收购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然后打包到金融市场上销售。如果一旦发生危机,美联储又为这些金融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

    但是,房地产和经济过热引起了美联储的警惕,出于对通胀目标负责,美联储于2005年开始加息,一些次级贷款逐渐违约,到了2007年次级贷款崩盘,雷曼兄弟面临破产。

    “眼看它平地起高楼,眼看它大厦一夜倾”,危难关头,雷曼找到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做东,请来了高盛、花旗等华尔街大佬,希望后者给予救助。大佬们考虑对冲基金利益而选择放弃,最终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危机爆发。

    在美国精英们看来,全球化下经济结构失衡是经济危机产生及美国社会矛盾的根源。这种不平衡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凋零与华尔街的暴富,并让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但是,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自从1980年代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强势加息,打造强势美元之后,美国借“里根大循环”重新找到了一种领导全球化的方式,即一种强美元、强金融、强科技的全球化游戏规则,即金融资本主义

    这是一种资本账户获利丰厚、经常账户不断恶化的失衡模式。在这种规则之下,美国的金融企业、科技企业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建制派、传统政客也是乐见其成。

    中国成为美国的工厂,为他们输送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中国赚取大量外汇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将美元输送回美国,美国金融界和商业界享受着廉价美元的便利在全球投资获利。

    如此中国制造正好与美国建制派、金融界、商业界形成利益互补,构成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大循环但是,在这一大循环中,美国的制造业以及底层民众则遭遇不幸。

    所以经济结构失衡一旦触发了社会矛盾的阈值,美国社会就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扭转这一局面。

    美国选民开始把票投给跟过去不一样的总统,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趁机上台。但是,选民没想到奥巴马也是一位传统政客。

    到了2016年,美国民众忍无可忍,彻底抛弃了传统政客希拉里,支持了最不像总统的特朗普逆袭上位。特朗普现象实际上是全球经济自由主义与美国民主政治之间冲突的结果。

    特朗普上台之后环顾四周,在镜子里面找到了一个巨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镜子里的巨人是日本,如今是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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